伯明翰学派的“受众观”变化

伯明翰学派的“受众观”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变化，除了突破精英文化主义的研究困境这一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之外，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不无关系，诸位文化研究学者的工人阶级背景则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文化研究受众观的实际取向和成果。

英国伯明翰大学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诸如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人的带领下，以其丰硕的成果充实着受众研究的领域，“受众”在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视野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它批判的立场、斗争的视野、文化的取向以及作为大众利益的代言人，是与社会思潮变革以及诸位文化研究学者的个人、学术背景难以割离的。

然而，在那般崇尚精英文化的英国，为何会兴起如此声势浩大的通俗文化的受众研究活动呢？

一、英国文化主义的困境——定位于“精英受众”

英国拥有着传统的精英文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相似，英国精英文化传统的支持者如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以及 F.R.利维斯等，认为文化的内涵在于其精神性、心灵性，其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

他们严正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所带来的文明，认为其是现代工业社会下批量化、同一化、平庸化的文化产品，将导致“崇高的人性”之消怠，认为应该抵制大众文化，保持精英特色。

社会文化主流从精英取向的文学转向通俗大众化的流行音乐、广播电视、电影、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在英国社会迅速蔓延，滋生精英主义文化的沃土被不断活跃的大众潮所掩埋。

此时再强调定位于高端受众的经典文学已显得抱陈守旧、不合时宜，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偏颇其一则必有失理性。英国传统的文化主义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困境地。

二、伯明翰学派“受众观”的转向——讴歌大众

在面对上述这样一个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博弈的时代，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创建伊始的文学转向文化，再到通俗文化，完成了文化研究的演变过程，突破了英国文化主义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突破文化主义的文学观念，从客观的角度平等考察两种文化；更新了文化主义对文学的评价，认为每个地域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感觉结构”，当代适合承载社会“感觉结构”的文化应该是电影、广播、电视节目、流行音乐、报刊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文学；更新了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将大众作为通俗文化产生和消费的重要源泉，将文化意义的产生和阐释作为一个动态的权力“场域”来看待，然而大众通俗文化就是受众反抗霸权的方式，他们将目光从精英受众身上转移，不断讴歌通俗文化的存在和大众文化的再现。

据悉，西方专业化的受众研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秉承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究其原因，正如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研究活动的资金来源、关注内容、服务对象和研究方法，无一不承担着再生产“行政化”“经验化”受众研究活动的角色，这也正是美国传播研究主导下国际传播研究的主导力量。